专业文章 穿透之下:上市公司“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风险与合规隔离

穿透之下:上市公司“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风险与合规隔离

宋唐吟 | 2026-11-17

近两年来,对上市公司“关键少数”的追责明显由行政处罚向刑事追诉延伸。证监会执法数据显示,2025年查办“关键少数”滥用优势地位“掏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亿元的案件32起,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证券期货犯罪案件线索172起、涉及违法主体五百余人。2026年4月,证监会在部署年度财务造假专项行动时进一步要求“坚决向公安机关移送一批涉嫌欺诈发行、违规披露、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案件线索”。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与信息披露违法是其中最为集中的三类行为,追究对象几乎全部指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


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与信息披露违法的罪名解析与裁判倾向


(一)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的对应罪名


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实践中主要涉及三类罪名:


  • 第一类罪名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该条第一款列举的无偿或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资金、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者提供担保等情形,几乎涵盖了两类行为的典型样态。公安部2025年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温州某上市公司案集中呈现了这一罪名的典型适用:A集团董事长陈某荣指使上市公司高管经关联方账户将23亿余元资金转至A集团,并未经董事会审议以上市公司名义为A集团提供担保11亿余元,均未披露,至案发仍有20亿余元未归还;2024年7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陈某荣等人作出有罪判决。


  • 第二类罪名是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当资金流向实际控制人个人或其控制的主体时,通常办案机关仍然会考虑以职务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资金调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集团公司究竟被认定为背信还是挪用侵占,往往取决于能否证明“用作个人使用”或“非法占有为目的”。


  • 第三类罪名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也是实践中被低估的犯罪类型。资金占用与违规担保即便不足以构成背信罪,只要所涉数额达到最近一期披露净资产50%等追诉标准而未予披露,隐瞒行为即可独立成罪;该罪不以上市公司实际损失为入罪要件,取证难度显著低于背信罪,是资金占用案件最终多以此罪兜底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2022年联合发布的康美药业案中,马兴田指使向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116.19亿元而未在年报中披露,其数罪并罚后执行12年、罚金120万元;成都邓某案((2022)川01刑初27号)中,实际控制人以虚构合同走账等方式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20亿余元而始终未予披露,最终以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定罪。


(二)信息披露违法的罪主要罪名


信息披露违法主要涉及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与欺诈发行证券罪,前者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后最高刑提高至十年。两罪均单独规定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责任,但追责尺度存在差异:欺诈发行证券罪第160条第二款仅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前款行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161条第二款则在“实施或者组织、指使实施”之外,还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公司违规披露的情形一并纳入处罚范围。



(三)裁判倾向的观察


  1. 量刑呈 "组织指使型重刑、执行型轻刑" 的分层格局。 从既往典型案例看,组织、指使、决策者的量刑区间集中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执行层、从犯以及具有自首、退赃情节者,则多落在缓刑、单处罚金乃至免予刑事处罚三档。值得注意的是,刑罚轻重与财务虚增比例本身的相关性较弱,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行为人是否处于组织、指使地位,是否伴随数罪并罚,以及是否退赃挽损或完成合规整改。
  2. 数罪并罚趋于常态化,择一重处断的辩护空间被明显压缩。欺诈发行与违规披露并罚、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与违规披露并罚、背信与操纵证券市场并罚,已成为判决中的常态组合;传统上 "择一重罪处罚" 的法律层面辩护意见,在实践中较难获得法院采纳。因此根据笔者经验,律师主动调查有利于当事人的事实,在证据链的完整性上寻找突破口,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3. 主体身份认定日趋穿透,卸任、挂名、代持均不构成出罪理由。身份认定趋于穿透。 以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5月发布的赵伟国案为例:赵伟国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实施犯罪,本人未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而是指使上市公司董事将公司项目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租赁给特定关系人实际经营的公司,致上市公司遭受经济损失4645万余元;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仍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万元,与其贪污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并罚。循此逻辑,不在公司任职亦不影响以指使型入罪,匿名参股、通过亲属代持仍可被认定为关联关系;而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单位时,责任进一步上移至单位及其主管人员。


二、“关键少数”的刑事责任


(一)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责任


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依《刑法》第三十一条,除对单位判处罚金外,仅处罚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与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两类自然人。这一表述本身即确立了定罪标准:法律追究的不是名义上的职位高低,而是行为人在单位犯罪的决策、组织、实施链条中实际发挥的功能。


2001 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在单位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而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仅被动参与实施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 2024 年 8 月发布的《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进一步要求,结合行为人的控制权、决策权和具体管理职责,认定签字确认虚假披露文件者是否 "明知"。可见,是否追责、以何身份追责,取决于其是否实际支配了犯罪的形成与实施,与是否挂名、是否具有相应头衔并无必然关联。


以张某文案北京三中院(【 2023 】京 03 刑初 16 号)为例,该案公司有两名实际控制人,职务身份本属同一层级:兼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张某文,在公司收到合计 1.8 亿余元的诉讼材料后,擅自决定不予披露,系该隐瞒行为的实际决策者,因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另一名实际控制人时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虽同为实控人,却未实际主导、作出这一隐瞒决定,仅受到行政处罚。两名实控人头衔相近、身份相当,但法律后果差异极大,其区别不在于职务,而在于谁实际作出了不予披露的决定。


(二)特殊情形:身份错位


身份错位是指名义职责与实际权力相分离:签字者未必是决策者,决策者又可能不在公司任职。


对有实权而无名义者,刑法以“组织、指使”条款将其直接纳入处罚范围。背信罪是身份犯,若无第169条之一第二款,不在上市公司任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只能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身份进入共同犯罪;该款将“指使”规定为依照第一款处罚的行为,实质上把幕后者提升为与董监高同等的责任主体。信息披露领域的扩张更进一步:四部门2022年发布的九好集团案中,虚假信息由拟借壳的非上市公司提供,名义披露主体却是上市公司,典型案例明确第161条所称“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还包括进行收购、重大资产重组、再融资、重大交易的有关各方,九好集团实际控制人郭某军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披露责任由此随实际控制与信息提供关系移动,而不以名义身份为限。需要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二)》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扩展适用于民营企业董监高时并未设置指使条款,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这些罪名中仍只能以共犯身份承担责任。


对有名义而无实权者,刑法并不当然免责,关键在于行为人在自身职责范围内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与异议义务。在证明责任上,签字、经办行为本身即形成 "明知" 的推定,行为人若主张自己仅奉命行事、并不知情,须由其举出反证推翻。根据《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解答》),行为人在其职责范围内签字确认虚假披露文件的,"明知" 即告成立,仅作口头异议却仍照常签署、未提出书面反对、未拒绝签字或未向上级机关、监管部门反映的,难以推翻这一推定。


三、证据标准、审判关键与合规建议


(一)证据标准与审判关键


此类案件的审判关键集中于三处。


  • 一是主观要件: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幕后主体的 “组织、指使” 故意,司法实践主要通过三类证据相互印证予以认定:一是上市公司内部下属人员关于接受指令的证言;二是体现决策、审批流程的书面文件、通讯记录与工作留痕;三是资金最终流向与关联主体的对应关系,通过利益归属反向印证主观意志。对于在披露文件上签字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 “明知” 的认定适用职责推定规则。


  • 二是数额认定:信息披露类案件看重大性测算,除张某文案确立的分段测算方法外,《解答》还确立了“先并后合”的计算规则;背信类案件看直接经济损失,司法实践一般以“刑事立案前尚未归还”的金额计算损失,违规担保以实际被划扣或代偿的金额而非担保金额计损。若涉案公司资金严重混同、账目不清,且未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明确损失金额的,案件常因损失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


  • 三是罪与非罪的边界:对于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中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兜底条款,人民法院并非仅以存在损失即入罪,而是进行多维度实质审查。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高某案((2020)京 03 刑初 170 号)中,法院确立了四项审查标准:一是行为是否出于维护公司利益的目的;二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公司章程及内部决策流程;三是行为是否掺杂个人利益或存在利益输送情形;四是公司损失与涉案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该案中,涉案资金虽经公司账户走账用于支付购房款,但购房交易真实发生,属于正常商业行为范畴,最终的定金损失系商业违约风险所致,故法院认定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指控不能成立。


证据来源方面,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已有明确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一规则在证券犯罪案件中体现尤为突出。獐子岛财务造假案中,被告人到案后否认造假事实,且销毁了采捕记录、财务数据等原始材料,导致直接书证缺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调查阶段调取的 27 条采捕船只北斗导航定位数据,以及委托专业机构还原的航行轨迹、采捕海域测算报告,成为认定公司虚增利润、虚假披露的核心证据;上述行政调查阶段收集的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及当事人陈述,均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最终支撑了有罪判决。


(二)合规建议


如上所说,关键少数刑事责任的核心在于其在犯罪中的实际作用,那么上市公司合规的着力点便在于日常注重建立证明权责边界的证据,若权责划分仅为口头约定,案发后往往难以还原事实。


  • 首先,应以书面方式明确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在资金调拨、对外担保和信息披露中的权限与报告路径,并要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重大事项书面告知公司,使“谁知情、谁决策”有据可查。


  • 其次,应确保资金往来与担保可以还原:关联方识别须穿透代持、挂名与亲属匿名参股,存单质押等隐性担保纳入台账,银行询证函由审计机构直接收发,重大资金决策的会议记录与审批流程完整保存。


  • 再次,董监高对定期报告有异议的,应依《证券法》第82条在书面确认意见中陈述理由,必要时直接申请披露;审计委员会发现占用或违规担保后应立即核查,督促在刑事立案前清偿或解除担保,但信息披露不应等待清偿完成。证监会2026年4月启动的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亦将支持审计委员会专项核查列为重点任务。


  • 最后,危机发生后应首先固定原始数据,内部调查宜由外部律师主导;即便进入刑事程序,合规整改仍可成为从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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